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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乡地理(22)实小  

2007-05-03 01:22:57|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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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前灵璧县实验小学的大门并不是这个样子。
 
  沿南关大街向南,穿过一段矮小的围墙就能看到两组高低不同的立柱,立柱中间是铁丝编的两扇大门,这就是我的小学。我不到六岁起就被父母送到这个学校,每次进门之前,我都会在校门口的茶水摊旁边流连--那里桌子上摆放着有用玻璃瓶灌的各色的糖精水,一分钱一瓶,有人喝完了,卖水的老太太会把瓶子口在桶里涮一涮,再灌上一瓶。那里夏天里有冰棒,还卖糖豆、瓜子、花生米,有些季节还有新鲜的菱角和莲蓬子--所有这些东西都是一分钱一勺儿--这一切,我之所以记得这么清楚,是因为我父母从未给过我一分钱零花钱,在学校门口,我永远是个看客。
 
  穿过校门,面前就是操场,右面是学校办公室,左面是教室。靠近校门有一面巨大的山墙,上面用油漆写着美术体的大字:伟大的领袖,伟大的导师,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万岁!万岁!万万岁!!!我就是在这里认识王军的。
 
  那是一场普通的殴斗,一个白净的男孩对四个同学--显然这位同学是刚转学来的,因为一、二年级的时候我根本不记得有这么一个叫王军的人--打斗的过程中,王军不时地跳出圈外,把食指和拇指张开摆在胸前,这在我们那里叫“式子”。所谓式子,就是会武术的人出手之前摆的POSE,正如霍元甲、黄飞鸿那样。当时,我流着鼻涕斜挎着书包呆呆地望着这位新来的同学,他非常镇静,时而向左,时而向右,出招飞快,背景是那面写满大字的山墙,直到把那四人打得落荒而逃,走之前还全部嚷嚷“你等着”这种挽回面子的说法。只见王军在“万岁”面前还作了一个收势。就这样,我的生命里出现了第一个偶像。
 
  从那次后,王军经常地出现在我的视线里,他的成绩很好,作文经常被老师拿到我们班上朗读。它的普通话很纯正,嗓音又好,不久就成了学校广播站的小播音员,在《小玲玲爱唱北京地拉那》的歌声之后,他会给大家念一段国际形势。学校上街游行庆祝“5.7指示”,王军总是排在“学军”队伍的最前面,肩扛着一把带刺刀的假枪,很威风--这让我看了眼红,因为我每次都在“学农”的队伍里,背着养蚕的筐筐,很逊。
 
  我对小学的印象,几乎都是室外的。对儿童来说,那是一个无拘无束的时代。我经常上学不带书包,有时带了书包直到放学也不会打开。小学,尤其是四年级之前,我对上正经课的印象十分模糊。因此更深刻的记忆也都在户外。比如每次学校操场上的文艺联欢会,总是以三个女生独唱作为结束:《我爱呼伦贝尔草原》、《我为革命下厨房》和《老房东查铺》,每次都是这个老套路。王军来了之后就不一样了,他不仅可以自己唱“甘洒热血写春秋”,还可以在呼哈哈哈的大笑之后到后台换身衣服又和高老师来一段《沙家浜》:“你待同志亲如一家,尽心调理真不差……”有板有眼,中规中矩。
 
  全校几乎所有的老师都非常喜欢王军,他和老师们也非常熟(能在一起唱样板戏本身就说明了这一点)。那时实验小学的建筑格局是这样的,北面是教学区,南面是教工宿舍区,我们没事儿在喜欢往老师宿舍周围瞎转。教数学的徐老师家里,有一个和我同龄的孩子(或许比我大一两岁),是个智障患者。徐老师每天把他锁在家里,同学们都喜欢到窗口招惹他,让他唱《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好》,或者表演芭蕾舞“常青指路”。
 
  当年的我们并不觉得这件事情很过分,经常一下课就到徐老师家窗外做类似的游戏。有一次我正在窗前眉飞色舞,王军走了过来,很严肃地告诉我这样不对,说阿德是一个没有自控能力的人,我的做法不人道。然后他从兜里掏出了两个两分钱的硬币,让我去校门口买四勺糖豆。不知道为什么,听他说完之后,我像被拍了花子一样,没有任何想法就去买回了那些糖,交给了阿德,而且,更难以想象的是我居然没有偷吃。也就是从这以后,我和王军成为了朋友。
 
  在交往过程中,我知道了王军的父母都是外地人,是刚下放到灵璧来支援化肥厂建设的。王军显然比我们这些同龄的孩子都要成熟得许多,但熟悉之后我知道他其实也蛮有趣的。比如当时有一首歌,歌词是这样的:“走上打靶台,高唱打靶歌,革命豪情震山河……瞄得准来打得狠,一枪消灭一个侵略者”。那时,刚看过电影《青松岭》,里面有一个反面角色富农,叫钱广,王军就把歌词作了一下改动,变成了“钱广赶大车,一路卖私货,不是辣椒就是萝卜……”我当时真的由衷地感觉到和王军的差距,他太“屌能抬”了,这是灵璧话,意思等同于牛逼。
 
  可以这么说,在我的小学时代,王军就是灵璧实验小学所有学生中成绩优秀、体格健壮和多才多艺的三个代表。我们每一个人从前填表格的时候,总有一项“在何时何地受过何种奖励”,我想王军的这一栏是肯定填不下的,他受到的表彰太多了。不像我,只能填一个:某年某月,邮政有奖明信片活动,获三等奖……
 
  王军的故事是在我小学五年级的时候结束的。那是另一次打架,他为化肥厂的邻居小孩打抱不平,和旁边村里的孩子发生了争执。和学校的打架不同的是,那些村里孩子每人手里都攥着一把小“抓钩子”(类似铁叉的一种农具)。当然,据说当时王军还是摆好了“式子”,但无情的抓钩子在他的天灵盖上钉下了三个深深的洞……王军下葬的时候,学校的很多老师都去了。我听到的说法是王军的父母给他戴上了一顶帽子,而此前王军是从来不戴帽子的。
 
  很快,我也从实验小学毕业。第二年唐山地震,县城里到处搭满了防震庵棚,那年冬天,由于寒冷很多人都从防震棚搬回了原来的住房,这时,徐老师家阿德的故事也结束了--新年前夕,家人发现他赤身裸体冻死在防震棚里。
 
  我现在正在做一个纪录片,关于森林的。有一刻,我突然觉得我这一代人的生长很像我正在记录的森林:在茂密的林间,每年要萌发出无数个生命,有的因为先天不足而黯然夭折,有的因为木秀于林遭到风摧……它们的经历难道不像我早年的伙伴王军和阿德?
 
  并不是每一棵树苗都有见到阳光的一天,就像我,今天能在这里写下这些文字,不能说不是一种幸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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