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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志

 
 

邮电局  

2007-02-28 03:47:08|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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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灵璧邮电局原先并不临街的。
 
  邮局前面是一个篮球场大小的空地,空地上摆着几辆草绿色的自行车,还有几个做生意的小摊位。其中一家挂面摊儿,是教我“农(业)常(识)”课的孔老师家的,不时有人端着面粉来换现压的挂面。 
 
  靠近邮局大门的房檐下有一张桌子,上面写着“代写书信”几个字,桌子后面是位戴眼镜的老者。我印象最深的是,他的右手有六个指头。老人似乎永远风雨无阻地坐在那里,面前永远摆着毛笔和钢笔两种书写工具,我的记忆里几乎无法把他和邮局分开。来了人,老人会问你用毛笔还是用钢笔,然后再问要写什么事儿。每每写完信,他会在冬天的阳光下抑扬顿挫地把信从头到尾念一遍,然后再问客人写得是否满意,我见到的客人永远都是懵懂地点头,说很好。
 
  “……敬禀者。见字如晤……”念信时,老人总是左手持信,右手轻轻舞动,多出来的手指醒目地上翘,姿势像极了“非常六加一”的主持人,我甚至都怀疑,李咏在襁褓阶段曾经路过了这里。
 
  老邮局是个两层楼的建筑,很厚的水泥墙,水磨石的墙面,进门便是一长条高高的柜台,比我头顶还高,大厅里摆着邮筒、写字台和浆糊,柜台里永远是咚咚的磕邮戳的声音……这里是灵璧和外界联系的最重要的中枢,打长途电话、发电报、寄信、收报纸杂志、邮包裹都必须到这里中转。这里也是我了解外面世界的重要通道,尽管那时灵璧报纸都是第二天才到,但每次在邮局门口的阅报栏前,我都会看得很仔细。甚至仔细到去看合肥解放电影院最近放映什么电影,然后很虚荣地幻想一下自己在“大城市”的生活……
 
  邮局在我脑海里的最初印象是和我母亲在一起的,每次单位发工资,我妈就会第一时间来到这里,填一个汇款单,上面写着“六安县高山公社半个店大队……人民币拾元整”,很多年,从未改变过。每年春末,我还会跟着我爹或者我妈,去邮电局那个高高的柜台上取一个手工缝制的巨大的包裹,那是六安外婆家寄来的新茶--自己家加工的那种土茶,有很粗的茶梗。回去后,我妈会把它分装在两个密封的铁罐里,茶微苦、清香。直到今天,我最爱的茶还是六安瓜片(和曹雪芹、慈禧同好),估计将来也会是这样。
 
  对外婆家,我没有任何完整的记忆。隐约知道几百公里之外还有我的“社会关系”,其实全依赖邮局的邮递员。他们骑着草绿色的自行车,行走在大街小巷,那时流行的行业歌曲是这样唱的,“乘东风,迎朝阳……邮递员我工作特别忙,把毛泽东思想传四方……”。
 
  每个月,父母都会接到邮递员送来的家信,信的内容我从来没关心过。直到上初中的时候,因为集邮,才偶然对家书产生了兴趣。有一个晚上,我发现父母在烧信,后来,又发现了一次,这激发了我强烈的好奇心。一天,从学校收发室取回寄自六安的信件,我先把信拆了,然后扣下了邮票,保存邮票的同时,我不经意地看了一眼信的全文。
 
  信是我小姨父写来的,他说,现在村里搞包产到户,大队的东西全被分光了,他家只有一个劳力,因此很担心。在信里,小姨父问母亲,会不会变天了?会不会又回到旧社会?会不会现在就是地主复辟?……在信的结尾,姨父写道:“此信看后,一定销毁”,然后加了几个重重的感叹号。
 
  此时,我一下明白了父母烧信的原因。现在的年轻人肯定无法理解我父母当年的这个举动,尽管已经是七十年代末,我的长辈们仍然没有从红色恐怖的梦魇里中挣脱出来。小姨父是一名乡村医生,如果说他畏惧所谓的“专政力量”的话,其实,在皖北一角生活多年的我父母也好不到哪儿去,他们经历过无数次政治运动,对书信来往,他们永远会下意识地杯弓蛇影。
 
  一九七八年,高考恢复后的第一批(共两届)大学生从灵璧走了出去,作为毕业班教师的父亲和母亲,自然接到了全国各地寄来的信件。同样憧憬大学生活的我,对这些信件几乎每封必读。七七、七八级大学生那拨人,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对政治的狂热,普遍认为自己即将成为社会主人。在读过的很多信中,我第一次听到诸如民主、自由、否定文革、重新评价毛泽东等等概念,而当时在我们那个偏僻的县城,有几个人胆敢直呼伟大领袖的名字呢?当然,这些信最后也被父母烧掉了。
 
  第二年寒假,毕业的学生回乡,纷纷来探望我爹我妈。有天下午,他们居然在我家里开了一场演讲会,主题是恢复民主制度与破除个人迷信,大概有十几个学生引经据典地辩论着,场面非常激烈。我在隔壁听得入神,这时,父亲进来了,不容置辩地对我说:“你现在出去,晚饭时再回来吧。”
 
  那时候,我家里已经有了一台“红灯牌”晶体管收音机,可以收听短波,于是传说中的“敌台”,在父母不在时,终于被我亲耳聆听到了。准确地说,像美国之音、台湾广播之类的内容,那时我仍然不怎么听,害怕。但有家香港的音乐电台,每天播邓丽君的歌曲,我特喜欢。每次播音之后,播音员都会用电影里女特务的声调说:“如果你喜欢这些歌曲,请写信给我们,我们会将歌词册页邮寄给你。”
 
  听的次数多了,我抑制不住地写了一封信,这也是我平生第一次写信!至今,我还能记得信封上的地址:香港,九龙,弥敦道,某某某某信箱(多年后去香港拍片,我还专门为此打车去了一趟九龙的弥敦道,一个曾经让我无限向往的地方)。那天,我在邮电局门口的空地上,左转,右转,看看六指老人写字,又看看孔老师家的挂面摊……我不得不相信自己从小就是一个胆小的人,这封信最终没有寄出。
 
  在这个小小的县城里,一个少年盲目地生长着,他刚刚开始尝试用自己的大脑,思考自己面对的世界,此时,中国正处于一个重要而急遽的动荡和变化之中……出于这个原因,对那个时代,我至今充满了感激和敬意。
 
  邮局前曾经的广场已然消失,那位老人家估计也过世了吧,倒是当年热衷政治改革的那批年轻人和他们梦想的一样,逐渐变成了学者、老板、政府官员,真正成了这个社会的中坚力量。那次辩论中非常激进的一位学姐,毕业后回到了灵璧,后来成了县里的一名“大官”。有一年,她几次到北京找我,原因都是焦点访谈曝了灵璧的光,希望我找找关系……每当我想回忆她当年激昂慷慨演讲的形象时,她都语重心长地岔开话题:“你不知道,下面基层多不容易,做点儿事情多难。”我明白,是时间改变了这一切。
 
  所以这次回灵璧,我特地又去了邮电局,给自己寄了一张明信片。回到北京,当我看到钤有“灵璧”两个字的邮政印戳时,我分明地感到,已是中年的我,和当年的模糊的童年,又发生了某种神秘的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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