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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生相见,分外眼红  

2006-10-20 02:16:16|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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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九八二年夏天,带着对首都和大学生活的美好幻想,我登上了北京广播学院接新生的校车。从北京站出发,延长安街向东,高楼逐渐变成了工厂的烟囱,又逐渐变成了菜地,最后,一望无际的麦田出现了!有耐不住性子的同学开始嘀咕,火眼金睛的老师见状过来宽慰道:“快到了,再过两条铁道就到了。”
 
  我的母校是北京东郊为数不多的高校之一。它所在的地名叫梆子井,但晚上校园里相当的安静,你决听不到梆子的响动,除了大运河的水声之外。后来,路经学校的小公共售票员都会热情地喊着:“上北京啊,上北京。”据说三十年前,广播学院还在礼士路附近,“文化大革命”开始后,老师们怕挨斗,才把学校迁到此地。据我所知,从前鄙校老师比北大清华的同行们每月都要多两块钱工资,那个叫“郊区补贴”。
 
  这次二十年聚会,见到了很多当年的老师,他们居然大都能叫出我们的名字,见面后居然还能和我们一块儿抹眼泪!尤其是我们原来的系主任矫广礼。尽管他现在也已经离开学校,在电视艺委会任职。见面时,他还可以如数家珍地回忆当时和我们班同学的交往,相当深情。印象比较深的是两件事。
 
  一是招收我们班一个初试成绩优秀的北京籍的女生。那年招生结束的最后一天,他和另外一个老师王纪言(现在是凤凰卫视中文台台长)从广播学院骑着自行车,暴走二十公里到了那个女生在西单辟才胡同的家里,找到了没有收到复试通知书的她,并在当场她家里进行了专业考试。考毕,又由王纪言老师骑车到西单商场,用公用电话向远在西山的北京市招生工作组汇报了最后一名学生的录取情况。这事如果放在现在,那女生不知道会有什么样的结局。
 
  第二件事是我们进校不久和高年级同学打群架,两个同学受了伤,一个伤了眼睛,一个伤了睾丸。系里知道之后,很严肃地跟我们班开了一个会,矫广礼在会上对我们打架的事表现出了极大的愤怒,当然,他针对的不是打架本身,而是我们打输了的这个结果。他说,从来都是别人被我们的学生打伤,现在,你们居然被别的系的学生打伤了,丢不丢人?多年之后,我们才明白他的意思是让我们再去打一架,只是因为当时我们害怕过度,此事不了了之。
 
  倒不是本班同学胆小怕事,最主要的是矫老师当时对学生过于严厉,是我们所有人心中的恶梦。我们班老大业余爱好广泛,有一阵儿想学吹小号,在宿舍吹嘛,肯定招致众怒,于是就改去教学楼里练习。结果,有一天被矫老师撞见,几声呵斥,老大裤子湿答答地回到了宿舍,至此,中国少了一位业余小号选手。直到老大参加工作,我们还做过这样的恶作剧,拨通他办公室电话,对着话筒说一句,“你是XXX吗?我是矫广礼。”老大噌地一下就站直了。
 
  矫老师当年是我们的系主任,那时候,系主任能够认识全系的每一个同学。入校时,我们那届只有244名学生,8个班,整个学校两栋学生宿舍,都还空了很多房间。20年后,当我们再次回到母校的时候,我们惊喜地发现,现在光硕士研究生一年就招一千多人,全校学生上万,而老师还是那些老师,如果再让老师认清自己的所有学生,显然属于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我离开学校已经近二十年,偶尔也路过北京回去看看。现在,这里已经改称中国传媒大学,英文简称CUC,莱昂内尔·里奇的那首《C U, C ME》据说就是为中传大写的。
 
  我扯远了,其实今天的传媒大学的校歌仍然还是那首《年轻的白杨》,当年挺有名的。歌中唱道:“校园的大道两旁,有一排年轻的白杨”,稍有一点儿数学常识的人都知道,这相当荒谬,大路两旁怎么只有一排树呢?但从一个侧面也说明,广播学院的同志们的算术能力很差。但以我有限的人生经验,一般来说,数学很差的人,情感是十分丰富的。这次同学聚会的四天里,我有如看了一百多期《艺术人生》,正如我一个同学总结的:师生相见,分外眼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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